瞿旭彤｜返本开新：为什么和如何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二）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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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7年10月31日，是个大日子，即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此次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本公众号特此分两期刊发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瞿旭彤副教授惠赐的相关反思文章。此为第二期。在瞿旭彤看来，此文与巴特研究的关联在于：神学家巴特（以煌煌巨著《教会教义学》为代表）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形而上学导论》为例子）这两位二十世纪伟大思想家所作的思想努力，正是典范性的“返本开新”。巴特继承宗教改革传统，以新旧约圣经所见证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为神学的实事，海德格尔则以希腊思想[和保罗书信]中所遗存的源初生命经验为哲学的实事，不断返回神学或哲学的实事，不断解构种种对实事的僭越或遮蔽，不断指向实事自身所呈现出来的、新的、将来可能性。加拿大具有浓厚大公教背景的哲学家Charles Taylor所作的思想努力，也可作如是观。此外，作为宗教改革神学起点的路德十字架神学，是理解巴特和海德格尔思想特性的根本背景之一。据编者了解，瞿旭彤在最后关于中国现有思想处境的反思部分，原本涉及对康有为效仿德意志和英格兰宗教改革所推行的以孔教为国教之设想、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教反宗教之底色的讨论，均已删除，留待日后处理，相关历史检省，可参李天纲，中国宗教改革的两种版本，《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页86-91。

三、主流研究范式转移的原因

这种主流研究范式的转变，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加以理解和阐述：历史事实、历史解释以及历史政治。11

首先，就历史事实的研究而言，秉承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德语史学界的研究不断专业化、精细化。历史研究者出于自身的角度与看法，借着对具体细节的处理，试图不断重写或改写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节。在这样的研究进展的推进下，比如，作为纪念宗教改革 500 周年之缘由的路德在1517年10月31日钉《九十五条论纲》这一历史事件，被晚近研究界加以否定，认为并没有真实发生过。按照 Volker Leppin的介绍，相关说法其实来自于路德死后 16 世纪 40 年代 Georg Rörer 和之后 Philipp Melanchthon 的简短纪录；而路德本人生前从未明确提及此事件，只是在1527 年万圣节提及自己要把关于赦罪券的论纲发送给教区主教。12 在 Leppin 看来，即使承认这一历史事件并未真实发生过，也不影响宗教改革的历史进程。他甚至认为，这一事件和其他的与路德相关的所谓真实的历史事件，可能都是来自晚年路德的自我形象包装（Selbststillisierung）。[14]

其次，就历史解释这一方面而言，史学家并不满足于批判的、分析的历史事实的精细和局部研究，而是试图以这些专业精细的历史事实研究为基础，就更大的历史事件整体或历史时期给出综合性的描述和解释。上述提到的分别以 Kaufmann 和 Leppin 为代表的两派宗教改革史研究专家，他们虽然在很多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和判断上会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就宗教改革与中世纪关系的历史解释而言，双方意见可谓针锋相对，前者强调断裂与转折，后者强调延续与转型。此即晚近德语史学界所谓“宗教改革解释之争””（Reformationsdeutungs- Streit）。13 而 Schilling 则试图超脱这两派的对立，独辟蹊径地强调宗教改革与之前之后时期的延续性，甚至认为宗教改革其实是被修辞表达和夸张出的历史时期，并不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当然，对历史事件整体或历史时期提出描述和解释，并不仅仅限于史学界，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学者、作家、记者等。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一个解释有先天权利要求自家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或者必然主导的。不同的解释之间应当有良性的竞争，不仅要给出更好的、以专业精细历史事实研究为基础的历史说明，而且要拿出更好的、能够更整全且更深刻解释历史进程、更有利于社会与文化将来发展的历史解释。14

再次，就历史政治的进路而言，其倡导者往往均是特定的政治权威、政治团体、教会团体或其他组织机构。他们既不一定追求分析的、专业与精细的历史事实研究，也不必然试图给出宏大综合的历史解释与历史图景，而是出于对现实处境的描述与诊断，针对以往的历史提出自己的政治性解释，进而对具体的特别是那些具有时代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纪念。其纪念行动往往以盛大的仪式、宏大的展览、公开的游行等诸多方式进行，为的是向当下的人展示自己的历史图像、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或教派认同、强化共同体的正当性基础、促进共同体成员的认同与忠诚等。“凡是现代的政治共同体，均有很多的历史政治；凡是多元化的开放社会，均有追求推行其自身历史政治的政治行动者和公民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持续竞争。”15 就其而言，具体的、给出历史解释的学者也可能是其中参与竞争的行动者之一，其给出的历史解释也可能成为一种历史政治的解释。而上述提及的、德语学界关于路德及其宗教改革的主流研究趋势的变化，与特定学者可能具有的传统背景、教派立场、以及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的描述与诊断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四、回顾和审视：

五百年来的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

本文聚焦的路德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至少就德意志历史上所举办的前四次纪念活动而言，往往都是非常处境化的，具有极强的、历史解释的、特别是历史政治解释的色彩，反映出现实政治和教会生活的需要。2017 年的 500 周年纪念，也非例外。

1617 年，三十年战争爆发前一年，来自维腾堡大学的几位教授提议纪念路德及其宗教改革 100 周年。这些教授之所以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在 1517 年 10 月 31日纪念路德钉《九十五条论纲》这一历史事件，并以此在维腾堡大学和其他路德宗大学内纪念宗教改革 100周年[15]，主要为的是强调维腾堡大学在宗教改革史上以及在路德宗大学中的独特历史地位。而当时选帝侯和地方领主出于不同教派立场以及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利用各种当时先进的媒体手段（比如传单），在所属领地内积极宣传和推动百周年纪念，为的是一方面借此在支持宗教改革的群体内部强化自身的权威；另一方面针对罗马天主教会及其支持者，对外展示新教（加尔文宗和路德宗）的统一与实力，同时对内强化新教共同体的信仰正统意识、相互归属感以及自我认同。路德在这一纪念活动中被当作在末世语境中反对罗马天主教会赦罪券的斗士，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带来福音和光明。这是德意志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改革百周年纪念，由掌握政治的实权者主导，得到新教教会的大力支持，几乎所有支持宗教改革的群体都参与了此次纪念活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进行的百周年纪念活动。[16]

第二次举行百周年纪念活动的 1717 年，历史处境迥然不同。早在上世纪中叶，由现实政治因素和教派差异导致的三十年战争已告结束。上层政治权威和教会领袖对开展纪念活动的兴趣不大，纪念的动议和推展更多地是出于教会下层、地方官员和市民的共同努力。百周年纪念主要围绕教会的教义和宗教生活进行，纪念群体主要有三类：其一，路德宗正统派试图强化教义，对他们而言，路德是教师的教师，他们的纪念活动主要在大学和教会内举行。其二，敬虔派反对僵化的教义，提倡敬虔的信仰和道德生活，对他们而言，路德是敬虔的信仰榜样。其三，早期启蒙者反对中世纪的迷信，倡导要为理性和良心自由而斗争，路德被他们视为历史先驱。这一次百周年纪念活动主要是路德宗教会内部具有不同神学立场的群体所举行的纪念活动，并未突出强调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异。[17]

1817 年处于启蒙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启蒙的理性主义主导着社会和教会的历史时期。1813 年，在神圣同盟反抗拿破仑军队入侵的莱比锡战役中，双方共九万余人阵亡。1815 年，最终战胜拿破仑的神圣同盟在维也纳签定公约，重新划分和奠定欧洲的政治格局，采纳启蒙运动多项主张，比如政教分离、政治参与等。在这样的政治和历史处境中，第三次百周年纪念的核心内容不再是教会教义的重建或宗教生活的复兴，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联合与互契成为整个关注的核心，由此被纪念的主要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现代文化与政治意义，即路德反对所处时代的奴役、不宽容与迷信，点燃了自由的火焰，引发了良心自由，从而开启了启蒙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百周年纪念活动有着甚为明显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民族主义色彩，路德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为自由而抗争的民族英雄。[18]

1917 年，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难时刻，路德在 1817 年所被赋予的民族主义色彩，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愈加浓厚。路德成为“德意志的”路德，他是德意志之父，也是德意志的榜样。无论前线，还是后方，无处不在。在前方，路德是挥动铁锤的铁人；在后方，路德则成为坚韧的榜样。路德是新的德意志文化的创立者，可以滋养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也是信仰的具体化身，能够帮助德意志人在危难时刻不会失去信仰，而是保持乐观并且最终在战争中得胜。[19]

2017 年，整个世界仍然处于 2001年911事件和2008 年金融风暴的余震之中，无论是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宗教与文化方面，都在动荡不安之中等待将来的可能变化与转折。德国是欧盟的主导国家之一，其政治有待稳定，经济相对强劲，宗教与文化则日趋多元，特别是伊斯兰教问题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就政治方面而言，500 周年纪念的主要基调在尊重新教有着不同于政治的自身特性的同时，强调新教是多元市民社会的主要行动者，应积极参与民主的政治生活，重拾宗教改革的欧洲维度（特别是随之而来对市民社会得以多元分化的积极贡献），积极引导其他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融入德国社会与文化。[20] 就教会（特别是德国主流新教教会）方面而言，在不过分拔高路德、不避讳其阴暗面的同时，500 周年纪念的主要基调是，强调路德宗教改革对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重要意义，强调其欧洲和国际维度：一方面在广义的基督教内部提倡跨教派对话；另一方面则提倡跨宗教对话，强调与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和谐共处。[21]

五、如何做到真正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返本开新”

至此，本文基于晚近德语学界对路德及其宗教改革主流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历史事实研究、历史解释和历史政治三种不同的角度或进路来理解和解释范式得以转变的原因，简要回顾了前四次百周年纪念的核心内容、以及 2017 年 500 周年纪念的主要基调。

在这三条进路中，在对第一条历史事实研究进路极为尊重的同时，我们比较认同第二条综合的历史解释进路，并且认为应该对第三条强调历史政治的进路保持警惕态度。就理解和解释宗教改革这样的历史运动而言，我们不能因为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而放弃对历史事实整体的综合描述和解释；不能因为对历史事实整体的综合描述和解释，而忽略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更不能因为对于历史事实的政治解释，而放弃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并且轻视其他对历史事实的可能解释。对历史事实的政治解释只是诸多历史解释的一种，并不能够先天地成为唯一正确的或独一主导的历史解释，它应当接受其他解释的竞争与挑战，不仅要经得起对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的批判，更要尽可能成为真正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历史解释。

关于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关系是否以断裂为主、还是以延续为主的问题，或者说古今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的其实是在德语语境中如何理解和评价现代性及其成就或效果的问题。若是推崇现代性的伟大成就，比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就会要么正面评价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断裂，要么从中世纪本身的处境中探寻宗教改革得以产生的可能。若是批判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无秩序与混乱，就会要么强调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延续，宗教改革并未彻底走出中世纪，倡导自由的改革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不同于以往单一专制的新秩序才有可能产生；要么强调宗教改革背叛或脱离了中世纪原有的和谐美好的自然秩序，试图以中世纪本身具有的思想资源来纠正宗教改革以及现代性的偏差。16

我们在如今中国的文化与思想语境中，反思和探讨为什么和如何纪念宗教改革 500 周年的时候，现代性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坐标。借着上述的概述与评析，以宗教改革 500 年以来的百周年纪念为镜鉴，在晚清以来的 “3000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 年未有之小变局”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思考我们中国文化自身的古今问题？当前中国文化与思想界的主流大力倡导回归传统，强调中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与此同时着力突出西方宗教改革和现代以来的种种负面后果，从而倾向于强调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有忽略和逃避古今之辨与中西之辨的嫌疑。在这样的思想处境中，也许值得警醒的是，无论是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还是传统所讲的华夷之辨，往往出于天朝上国希望万邦来朝的文化优越感，其背后的动机很可能是文化上的“部落主义”[22]（其中又夹杂着百年以来的后殖民主义文化自卑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应急性文化与思想情结）。也即，在强调自身独特性和主体性的同时，将自己局限与封闭在自身的“文化部落”中，以至于难以开出真正具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思想新局面和文化新格局，反而有导致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历史倒退之可能。

我们应该如何立足当下的处境，纪念过去的传统，朝向将来，从而做到真正有文化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返本开新”？就中国文化与思想而言，所谓“返本开新”的思想努力，首先就是要不断追问：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实事？什么样的传统或潮流在僭越或遮蔽这实事？将来真正符合这实事的新可能性又是什么？在普遍重视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研究的当前中国思想界，我们一方面有必要继续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注重具体历史事实的分析研究，进一步深入且整体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多层面、多维度与多元化，不断地重新回到、重新解读甚至重新构建中国文化得以继续长远发展的根本之处；另一方面则更有必要大声呼吁，不同的历史解释应该开展思想的竞争，提出不同的关于可期待将来的思想方案，不应该让关于中国文化的历史政治解释完全主导了思想努力的全部精力和时间，甚至阻断了将来文化发展与思想进步的新的可能性。

注释

11 相关划分借鉴自慕尼黑大学系统神学教授 Friedrich Wilhelm Graf：历史研究、历史解释和历史政治（Geschichtsforschung, Geschichtsdeutung, und Geschichtespolitik），参氏 撰 ，Das Reformationsjubiläum selbstbewusst feiern, 6-10。 但是，在对历史的政治解释的看法上，本人与 Graf 有不同的倾向与侧重。Graf 倾向于（他并未明说）将历史政治的理解作为一种解释学的原则，认为这才是正确理解和解释历史的方式。而本人则倾向于认为，历史政治的理解只是理解和解释历史现象的一种维度，它的确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全面和更深刻地认识多层面和多维度的历史实在。但是，历史政治的解释即使极为重要，也不应成为唯一的或主导性的解释，何况它并无法单独解释处于晚期现代多元分化状态的现代西方，以及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等多重状态叠加的当今中国。此外，在笔者看来，Graf 的这种三分法似乎结合了 Charles Taylor 对历史说明（historical explanation）和历史解释（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的二重区分，以及 Leo Strauss 的政治哲学解释。参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989): 199-207;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2 Volker Leppin, Nicht seine Person, sondern die Wahrheit zu verteidigen: Die Legende vom Thesenanschlagin Lutherischer Historiographie und Memoria, in: HeinzSchilling (hrsg.), Der Reformator Martin Luther 2017: Eine wissenschaftliche und gedenkpolitische Bestandsaufnahme, 2017: 85-107, hier 86-88。Leppin 这一观点其实来自天主教历史学家 Erwin Iserloh, Der Thesenanschlag fand nicht statt [1961], in: Uwe Wolff, Iserloh: Der Thesenanschlag fand nicht statt, Basel: Friedrich Reinhardt, 2013: 169- 238。另参 Joachim Ott und Martin Treu (hrsg.), Luthers Thesenanschlag: Faktum oder Fiktion,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08。

13 这场论争其实可以看作歌廷根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两大史学传统之间的论争。Thomas Kaufmann 在歌廷根大学的前任教授是 Bernd Moeller（Deutschland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9 [1977]; Die Reformation und das Mittelalter: Kirchenhistorische Aufsätz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1）。而 Volker Leppin 则在海德堡大学长期师从Gottfried Seebaß （Geschichte des Christentums III: Spätmittelalter, Reformation, Konfessionalisierung. Stuttgart: Kohlhammer, 2006）。

14 这样的历史哲学立场来自CharlesTaylor的影响。Taylor 在《自我的根源》和其他思想史作品中，试图重新讲述现代西方自我认同形成的历史故事，从而给出一方面尽量尊重现代性伟大成就，另一方面试图避免其负面影响而重新复兴大公教传统资源的历史解释方案。

15 Friedrich Wilhelm Graf, Das Reformationsjubiläumselbstbewusst feiern, 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历史政治背后或明或显地还是隐藏着一套自己的历史解释，尽管不一定系统或全面。

16 相关解释和思想的图景更为复杂和丰富。我们这里只是简要描述了其中的一些可能。

参考文献

[14] Martin Luther: Gestalten des Mittelalters und Renaissanc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0: 12、15.

[15] Dorothea Wendebourg, Vergangene Reformationsjubiläen: Ein Rückblick im Vorfeld von 2017, in: Heinz Schilling (hrsg.), Der Reformator Martin Luther 2017: Eine wissenschaftliche und gedenkpolitische Bestandsaufnahme, 2014: 261-281, hier 261-262; Wolfgang Flügel, Reformatoinstag, in: Volker Leppin und Gury Schneider-Ludorff (hrsg.), Das Luther-Lexikon, 2014: 585-586.

[16][17][18][19] Dorothea Wendebourg, Vergangene Reformationsjubiläen: Ein Rückblick im Vorfeld von 2017, 262-265; Harry Oekel. Reformationsjubiläengestern und heute: Geschichtspolitische Einflüssnahmen und die reformatorische Säkularfeier, 2017: 24-29、30-32、33-35、36-38.

[20] 德国政府内阁部长 Wolfgang Schäuble 的专文Das Reformationsjubiläum 2017 und die Politik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Pastoraltheologie 105, 2016: 44-53。

[21] 德国新教联合会宗教改革 500 周年纪念活动大使 Margot Käßmann 的专文Hoffnungsvoll nach vorngerichtet, Herder Korrespondenz 70, 2016, Heft Spezial 2, S. 4-7。

[22] James L. Heft (ed.), A Catholic Modernity?: CharlesTaylors' Marlanist Award Lec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7.

瞿旭彤

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求真学术与文化基金负责人。主要研究兴趣为：现代基督教神学（Karl Barth）、古希腊哲学（Aristoteles）、德国古典哲学（Martin Heidegger）。德文专著《巴特与歌德》（Barth und Goethe: Die Goethe Rezeption Karl Barths, Neukirch: Neukircher Verlag, 2014）先后荣获德国福音神学协会Ernst Wolf Preis（2015）、德国海德堡大学国际青年学者Manfred Lautenschläger Award for Theological Promise（2017）。 发表有多篇中德英论文。

《巴特研究》往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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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研究

Barth-Studien

○

且思且行的朝圣路，

与君同行！

编辑：然而 

校订：巴特研究、语石、Lea 等